温景嵩，1939—1945年在北京师大附小学习；1945—1952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学习，其间曾因病休学一年；1952年毕业后因病尚未痊愈，继续休学一年，半日在附中工作（在理化实验室当实验员）半日在家休息；1953—1957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气象专业学习。北大毕业后，曾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1979年10月至1982年2月，为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与理论物理系高级访问学者，师从当代国际流体力学大师Batchelor教授。1984年起到现在为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

温景嵩自幼聪颖好学、兴趣广泛，且充满正义感。在读初三年级时，在同班同学的影响下，年幼的他便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与当时的很多激进学校不同，附中的学风浓厚，从外界看来参加“运动”的并不多，但解放公开组织后，团市委的各项工作在附中开展迅速，走在了同类学校前面。因为当时参加地下党组织的都是附中最优秀的学生，他们不仅很有能力而且影响力很大，在这些成员的带动下一大批同学也参与进来，给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在温先生印象中，在当时那个运动繁多的时代，附中的学习风气丝毫不乱，学习氛围依然非常浓厚。

那时师大附中是人人向往的名校。教学水平高，师资力量强大。物理老师毛鹤龄，几何老师钟善基、申介人，代数老师韩满庐，化学老师符琴仿，语文老师沈藻翔，唐韬(作家)，英语老师赵乐溪，生物老师李士博，地理老师张慕之，体育老师冯炳麟，理化实验室老师刘唯一等老师都是十分优秀的，既精通本专业，又善于讲课传授知识。温景嵩聪明好学，深得老师们的喜爱。他学习每一科都很认真，不但数理化出类拔萃，历史、地理、语文也很优秀，作文经常作为范文被老师表扬。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学校里来了位作家叫唐韬（音），教授他们班的语文课，讲课非常精彩，深深吸引了他。在这位教师的影响下，他有了当作家的想法，1952年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可惜由于身体原因，体检没有通过，师大没有录取。于是便回到师大附中，到实验室工作，半天工作，半天修养身体。第二年病愈后他以社会人员的身份参加高考，在报考志愿时他的大哥劝说他改变志向。因为当时建国初期工业全面落后，“工业救国”的想法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很多人认为当时新中国比起作家更需要工程师、科学家。温景嵩毫不犹豫地在志愿中填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并如愿考取。这种“随心所欲”的志愿报考现在看来真是有些不可思议，除了当时的学制规定外，他本人强烈的求知报国的思想和在文理各科坚实深厚的基础才是这种“随意”的资本。温先生回忆说，“在母校师大附中这几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读书”，以此为基础，并结合北大物理系气象专业四年的学习，他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并形成了系统，这就是《创新话旧——谈科学研究中的思想方法问题》的起源。

他总结学习方法的核心精神就靠深究两个问题：1.是什么和不是什么，2.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没有离开老师讲的东西去研究别的问题，一直到真正弄懂为止，就这样他在附中六年的学习中始终能考第一名，在北大的四年也始终保持着优秀的成绩，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也创造出优秀的科研成果，没有出现“高分低能”现象。北大的老同学张学文说，他在学校时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喜欢探索问题，比别人提前进入了科研跑道。

1953年温景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被分配到物理系的气象专业。在迎新的时候，学长告诉他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他们要学的将是崭新的、全套苏联老大哥的先进教材。后来才知道，这是全套列宁格勒水文气象学院培养天气预报员的教材。用温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学了很多上自天文，下到地理，杂七杂八的课程。而后来在研究工作中所需要的物理和数学基础知识却学得很少”。

毕业参加工作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正赶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下放劳动锻炼也很多。真正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却很少。加之理论工作在那个时代遇到的阻力更大。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使人无法工作下去。此外，1971年6月以后他又被迫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随课题组集体搬迁到了合肥中国科学院安徽光机所。那可真是连根拔，从编制到户口，从人员到家属，从课题到设备，一股脑地从北京搬到合肥。从此学术环境就发生了一个逆转。因为大气物理所和安徽光机所分别属于地球科学和技术科学两个不同学部，学术环境从大气科学界一下子转到光学界。1979年10月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后又从光学界转到流体力学界。1984年4月转到南开大学后，在物理系（学院）工作，又从流体力学界转到理论物理界。

三十多年来，从大气物理先后转到光学、流体力学、理论物理研究领域，可以说是“漫游四界”。在非大气物理学术环境中从事大气物理的研究，其中甘苦，唯有自知。

作为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温景嵩还有一系列的重要“头衔”：中国颗粒学会荣誉理事，北京大学优秀校友，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美国气溶胶学会会员，纽约科学院院士。虽然多次因工作改变研究领域，但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微大气物理学，尤其是其中的气溶胶力学，取得多项有意义有影响的成果。被誉为“中国软物质物理理论研究的第一人”。著有《微大气物理学导论》，《概率论和微大气物理学》，英文著作有《气溶胶动力学基础（TheFundamentalsofAerosolDynamics）》，译著有《湍流大气中波的传播理论》等。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3项，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1项。美国传记协会国际文化荣誉奖1项。

200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999年度，三等，1962－1997），这成果的总名称是“微尺度大气运动中气溶胶物理等过程的研究（1962─1997）”，含有8个创新点，对自然科学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温景嵩的成就取得不是偶然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能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近期退休后虽然离开了科研第一线，但时刻关注着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和信息。就在今年冬天北半球气候反常的时候，他针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作出的预言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对于全球气候为什么变暖问题，他也提出了和IPCC的论断完全不同的见解。在《就全球气候冷暖问题给联合国的一项建议》（温景嵩2010年1月19日写于南开园）提出——“全球气候之所以变暖照道理应该是热源增强了。然而二氧化碳并不是热源，大气活动的热源主要来自太阳。因此，这次全球性气候变暖主要的因素应该归因于太阳辐射的新的周期性增强，其主要原因不应该是非热源的人为增加的二氧化碳作用结果。此外，与这次地球变暖同时，太阳系中其它星球也在变暖，这更加证明目前太阳活动确实在增强。最后，按照人为增加的二氧化碳理论框架下的气候模式计算出来的我国近百年来平均气温变化进程，只能得到一个线性增加的趋势，而算不出两个周期性的冷暖变化。应该强调指出，我国近百年来平均气温的变化确实存在两次周期性的冷暖变化，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它应该成为检验一切气温变化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人为增加的二氧化碳理论框架下的气候模式既然无法计算出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就只能说明他们那个计算机里的气候模式并不代表地球上真实存在的气候系统，无法令人信服。此外，对于气候变暖是否是一场大灾难，我们也与IPCC持完全相反的见解。IPCC认为是，我们认为不是。至少根据我国两千年来的文明史，可以证明我国气候一直就存在周期为几百年的冷暖变化。当气候变暖时，农业就发展，社会就发展，国家就强盛。反之，当气候变冷时，农业就萎缩，社会就退步，国家就衰败。就是对于正在实现工业化的我国现代社会，气候变暖也必然同样是发展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大好时机，千万不可错过。”

这段文字和随后提出的“应该是抗击变暖还是抗击变冷？”和“把冷暖争论引到正常学术讨论轨道上来”的问题对当前的主流观点可以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质疑，然而他绝不是为了抓读者眼球，标新立异，而是有理有据，行文严谨，体现了高度负责的学术精神。

直到今天，离开第一线工作岗位的温老，依然关注着相关学科的发展，笔耕不辍，已经陆续有三本著作问世。这些作品的影响比原先在研究领域中的著作影响更大，这得益于他的广泛兴趣和写作能力，也受益于他在青少年时期打下的坚实的“人生基石”，得意于他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和严谨的学术精神。81岁的温老现在仍在科研占线上努力耕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