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78年前的1937年7月初，我度过3周岁生日不几天时，母亲领着我，到离琉璃厂我家不远的北京师大一附小幼稚园参加入学考试。幼稚园入学还要考试？要考，而且还是几中取一。参加入学考试的大多是家住和平门外一带离学校不太远的孩子，有不少是兄姐在师大一附小上学，引来妹弟报考幼稚园。我的三个姐姐都在一附小读书，大姐这年暑假毕业，考上了志成女中。先父胡柏桢是琉璃厂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北平分局的经理、琉璃厂的名人，我是家中的独子，就让我去考一附小的幼稚园。按招生简章规定虚年5岁（4周岁，那时多用虚岁）才能报考，我才3周岁刚过，硬是报了名，而且居然考上了。还记得入学考试主要是一些智力考察，问的是今天都属于个人家庭信息隐私保密的问题，我都能对答如流，一下就录取了。父母非常高兴，尤其小儿子居然提前一岁考上有名的一附小幼稚园，扬名露脸，就带着全家到虎坊桥五道庙南口的北京八大楼之一的春华楼吃饭。这里是八大楼中唯一的浙江菜，父亲是浙江绍兴人，他和琉璃厂的南方人经常来光顾。这时正是七七事变之后日本鬼子侵占北平的时候，却也没挡住父亲的高兴。

         暑假开学了，大姐骑着父亲给她买的漂亮全新的女式自行车去上中学；父母送我去幼稚园。我身穿家常衣服，外套着一个白布包绿边、中间有个绿边白布兜、兜上有黄色小鸭子补花的大围嘴——这是我们幼稚园的“制服”，完成幼一幼二的两年学业，升入小学时才能脱掉大围嘴。   
           叽叽喳喳一群幼童，来到一附小的中院用木栏杆围起来占半个院子的幼稚园，大多是兴高采烈，没有像今天初送孩子进幼儿园时，孩子要离开父母家庭，住在那里不习惯、害怕，有不少孩子会大哭一场的事。因为我们大一些了，知道这是来上学的，下午还接回家。幼稚园大院子里有卡通小木房子、木马等大型玩具，还在铁丝大笼子中养着小兔；两间外面有廊子的大教室中，有钢琴、小桌椅，很是样，只有高兴，没有恐惧悲伤，何况一些同学的哥哥姐姐就在大后院的今仍保存良好的两层楼里上小学，中午就能见到。
         我们进幼一，幼二的当然比我们大，有如今天幼儿园的的小班和中班、大班之分。可是在两个班中，我是当仁不让最小的，比本班和幼二的，至少差一两岁，有的还多。同班大我一岁的温景嵩、胡文立保留有当年幼稚园的合影，一张人多，可能是两个班的全体照；另一张人减半大概是我们刚入学的幼一。照片上右手边一排第三个就是区区在下，居然还留着头发，又不敢抬头是显得小。廊子上站着的两位女性是我们的老师：年长的是孙老师；年轻个儿高些的是钱增敏老师，她比家母略年轻。我们升小学上中学以至成年后，都与这位慈祥的钱老师有来往，她也惦记着她教过的娃娃学生。钱老师90多岁驾鹤西行，不少一附小幼稚园的老学生给童年的启蒙老师去送行。
           幼稚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老李妈，是个保姆。在姓的后面加个妈字，是那个时代对保姆的称呼，而没有阿姨之说。老北京的富裕人家，常雇用女佣，多是河北三河县的小脚已婚农村妇女，称呼相同也是张妈王妈。可老李妈却是大脚的北京人，50来岁，很慈善，负责关照我们的生活。我这个最小的受她的关爱更多：只要我上厕所，她必然跟着照料，帮我整理衣服、系好裤子，尤其在冬天，因为小，我常常弄不利落。
          幼稚园跟小学一样，也是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随全校钟声上下课。课间10分钟我们可以在幼稚园的院子里撒欢的蹦玩，用青菜叶喂刚生的小兔子。中午吃饭，或随兄姐在学校里吃四菜一汤的包饭，有的是家长给送饭。学校大门内有个家长休息室，孩子们中午出来到家长休息室找妈妈吃饭。妈妈们都是用搪瓷提盒送饭。长了，妈妈们也有了横向联合成了朋友。家母就与陶祖伟（著名教育家，原北京八中校长，已故）、王琦（原首都师大美术系主任，今健在）、包欢（著名的安澜营包家之女，现在天津）的妈妈们成了好友，甚至与也是南方人的陶伯母成了麻将牌友，母亲不时去安平里陶家打牌。
          我的午饭吃法多，既有母亲送饭，还能与姐姐一起吃学校包饭，更多的是父亲中午若有空，常到学校接我出去吃馆子。1937年冬天以前，总去虎坊桥的春华楼。我小时候挑食，不爱吃青菜和肉，从幼稚园下学回来，饿了，最爱吃开水泡米饭就咸菜；若去饭馆还凑合。我特爱吃春华楼的南味豆沙包，吃了还要再买些让父亲带回家。
           那幼稚园到底学什么？与今天的幼儿园又有什么不同？按我的经历和理解，二者不一样。
           幼稚园是设在小学中或独立存在，宗旨是幼儿学前启蒙开发智力，以教育为主，不管生活，为上小学做准备，遵循的是西方教育模式。甚至过去北师大还设有家政系，目的也是让知识女性学好婚后科学理家和育儿，重视孩子学前教育的知识能力的培养。今天在台湾还是幼稚园制。而1949年后取代了幼稚园的新型幼儿园，是前苏联模式，对孩子以生活教养为主，主要是解放妇女劳动力能走上社会。所以幼儿园的孩子全托多，从幼小时就要离开家庭和母亲，而后直接进入小学，学前教育不足。
          记得我在幼一时，老师通过游戏方式，让我们学会辨方向、认钟表、识数字、懂卫生种种基本知识，把这些教育融入表演歌唱中。我现在还记得在幼稚园中的《打苍蝇》《找朋友》的连唱带舞的表演：“苍蝇苍蝇你是害人精，飞来飞去就会传疾病。我若不打死你，你还要去害人。”“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在北京在上海，我的朋友在这里。”这在我们很小时就逐渐把应具备的知识和道德修养镌刻着头脑中，与我上小学一年级的《修身》第一、二课的“行人走便道，车辆靠左行（车靠右行是1945年二战胜利后全世界推行的）；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是一样的。前些年，与一位长我11岁的前辈诗人闲谈，他是1928年北伐成功后在上海进小学，我是1940年在沦陷的北平上小学，分属两个时代。可是小学一年级的《国语》和《修身》教科书没有变，对学生的基本道德教育没有变。
           认字和简单算术也在幼一时就开始了。到幼二，学习难度逐步加深，还是寓教于乐，在玩中学、学中玩，图画、写字、认字、算术都逐步而来。以我说，在幼二结束时，我能认识1000个字，会写500个左右，这也许与我家是开书店的，从小接触书认字的机会多有关；算术从单位数到两位数加减都没问题，还懂得了借位。这样上小学一年级的功课还会费劲吗？但这一切都是在边游乐边学习中得到的，决没有逼着小孩子埋头做作业。
           我们游乐的花样很多，歌唱、舞蹈、表演、队列都有。随着钢琴声，在大教室中练队列，或大个在前，或小个在前，来回变队形。小个在队首的是戴眼镜的李崇美（女，后因名字犯忌，改名李毅，曾任师大附中物理教师，已故）。大个在前的是徐志英，我当然是小个排头的中间靠前的。
          还有，幼稚园每年秋天必举行菊花展，每个孩子各带一盆菊花来，品种优劣颜色不拘，分层摆在教室中，花团锦簇非常美丽。到时候，孩子领着家长来参观，一片欢乐之声。

我们在幼稚园的愉快、平等、互助中渐渐长大，无形中增长了知识、见闻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友爱。幼二快结束时，我的成绩不错，有可能被保送免试升入小学。另外我还有一个特殊的际遇：幼稚园时期是我与家父接触最多的时候。他很疼爱我这个唯一的儿子，但对我并不太严厉和宽纵。他有空就送我上幼稚园，中午接我出去吃饭、下午放学去洗澡，不向我讲什么大道理；可是接触多了，他的与人为善、处世宽厚对我有极大的无言影响，懂得了不少人间道理。

就在我幼稚园快结业时，钱老师突然找我母亲，建议说：金兆这孩子很聪明，保送也许没问题，将来错不了。可是他太瘦弱了，年纪又小，不如多上一年幼二，小学上得太早伤身呀！最好留级一年。这我不懂，听家长和老师的。

暑假开学，1937年一起入园的，像温景嵩、孙九龄、王莲莲、王昭鉞等大我一岁的都保送升入小学一年级，我还留在幼二，与1938年入园的王琦、张慧娟、萧福荫、陶祖伟、包欢、崔莹、孟长利等同班了。

师大一附小幼稚园的两年半生活是美好的记忆和收获，我对它有深厚的感情和留恋。到现在，只要有1937、1938两届的幼稚园学伴聚会，不管路多远，我也要奔往参加。因为近80年前的这段生活洋溢着平等、知心和爱。

1937届校友合影